郭隆真開會回來，指責李梅五投敵，李梅五卻無恥地請求她利用工人委員會的人為自己拉票，郭隆真斷然拒絕，惱羞成怒的李梅五把她趕出了家門。郭隆真頂著風雪跑到劉少奇家中，劉少奇非常氣憤，安排明天立即開會討論李梅五的黨籍問題，并報請中央開除李梅五的黨籍。

李立三認為滿洲至今不能舉行像樣的罷工、暴動和兵變，是一個可恥的失敗。他認為劉少奇已是中央指導滿洲和中東路斗爭的障礙物，決定調劉少奇回上海。孟堅等人紛紛為劉少奇抱不平，劉少奇安慰大家堅守崗位，他會等待中央派來的同志到達哈爾濱交接完工作后再走。但他的這個請求李立三并未同意，要求劉少奇立即回上海。劉少奇臨走前交待孟堅等人二件事：營救在獄中的張貫一，并安排好從上海特訓班回來的趙尚志等人工作。他在離任前下達了最后一條指令：調郭隆真任滿洲省委常委工運會書記，組織工會活動。

劉少奇決定自己先回上海，何寶珍隨后辦完轉辦手續再走。晚上，何寶珍心疼劉少奇為滿洲省委殫精竭慮，被抓進獄中毒打，如今卻又遭中央批評。豁達的劉少奇一心為公，反思自己這次處理李梅五不果斷，關鍵時刻差點被他分裂了組織。他更加堅定了要寫一篇關于共產黨人修養和品德的文章。

1930年4月，劉少奇回到上海，李立三在會上嚴厲批評了他遲遲不執行中央指示，將罷工運動變成了復工運動，擅自將口號改成了擁護紅毛子，在反對武裝進攻蘇聯的口號上又加上了反對東北的殖民地化，這是典型的反中央反國際的狂妄行為。會上賀恕因此事和李立三吵了一架，他反對現在派劉少奇去瀘東工作，要求中央給劉少奇安排長期住所，但李立三卻只給劉少奇安排了中央接待處的臨時住所，賀恕夫婦便讓劉少奇與他們同住。

一日，劉少奇和李立三溝通，認為中央對滿洲和自己的批評有一些觀察不妥當，他們制定的工運策略是將群眾的要求與中央指示結合起來執行，建議中央要從實際出發進行批評指導，而不能站在一邊說風涼話。李立三聽了火冒三丈正要發作，有人匯報：滿洲新省委執行了中央指示，連續搞了兩三次示威活動，大前天，杜蘭亭、陳尚新和趙尚志三人被憲兵逮捕，除趙尚志外，其他二人叛變，省委領導班子主要成員以及團中央巡視員全部被捕。劉少奇走后僅18天，滿洲省委便遭到自成立來最嚴重的一次破壞。劉少奇擔心何寶珍兇多吉少，忍不住潸然淚下。

奉先，何寶珍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來到大帥府門口與組織接頭時，正逢國民黨軍警抓捕共產黨，何寶珍臨危不亂，斬定截鐵地說她曾帶了張學良的大閨女張閭英十二年，這才僥幸躲過了一劫。因奉先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，為自己和孩子的安全，何寶珍不得不回到了上海。

何寶珍與劉少奇會合后不久，賀恕夫婦從江西回來向劉少奇訴苦，他們去重建江西省委，但省委遭到敵人破壞嚴重，二人好不容易逃出來到上海，李立三卻指責他們膽小怕事，不給安排工作。劉少奇看出二人還沒住處，堅持讓他們搬過來同住。賀恕夫婦決定先出去找份工作解決吃飯的問題。

李立三致電共產國際斯大林，要求蘇工將蘇聯遠東境內的煤礦工人和林業工人武裝起來，在蘇聯紅軍的配合下，向滿洲的日軍開戰。他想用這種辦法將蘇共推向前沿。但莫斯科的斯大林看了電報后，認為他們最大的威脅來自歐洲，而不是日本，他回電中國共產黨荒唐盲動的路線是錯誤的，會帶來嚴重的后果 。

1929年的10月，共產國際曾給中共中央來信，斷言“中國已進入深刻的全國危機時期”，已可以實行革命，推翻反動政權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人，制定了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所有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。這次“左”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只有3個多月，但黨和紅軍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。斯大林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當面解釋。

劉少奇家里已經沒錢買米了，他讓何寶珍先把自己冬天御寒的皮袍子當了，劉少奇告訴何寶珍，中央讓他做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，去莫斯科參加赤色代表大會，何寶珍為他高興，認為他能當團長說明中央認可了劉少奇在滿洲的工作。

1930年夏，劉少奇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的團長，在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大會，并當選為職工國際執行局的委員留在了莫斯科，與他曾赴俄學習的東方大學教官格里涅夫共事。劉少奇在大會中反對到黃色工會中去搞赤色反對派的決議。會后，洛佐夫斯基詢問劉少奇原因，劉少奇解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赤色工會力量很弱，中國黃色工會170萬人，而赤色工會不到5萬，在這種情況，要想公開地打到黃色工會中去搞赤色反對派，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。 他還列舉了李梅五想通過選舉進入黃色工會結果被騙，不但沒當上會長副會長，連參與議事的權利都不給他，而且他帶過去的工人都跟著黃色工會跑了。洛佐夫斯基認為這是一個狹隘的經驗，劉少奇當即向洛佐夫斯基遞交了一份修改決議案，建議與原來的決議并行考慮，洛佐夫斯基勃然大怒，認為劉少奇狂妄自大，警告他反對提綱和決議的行為非常危險，必將受到追究承擔后果。

從洛佐夫斯基辦公室出來后，同行的同志提醒劉少奇，蘇聯正在清黨，情況很嚴重，正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楊尚昆稱他的30多位同學都因為托派或托派嫌疑被逮捕了。